有一次，电视台邀请孩子他爸上一个节目，演奏莫扎特的小品。很偶然，这正好是彻子主持的节目。

　　“这可难办了，我怎么说啊，‘这是我的爸爸’，听上去像是我特意让爸爸来的，要不说‘这是黑柳守纲先生，以前是N乐团的首席演奏家’，也太装腔作势了啊。”

　　彻子一直冲我抱怨。可是，孩子他爸可是那种除了音乐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人，因为要上电视，所以一直在拼命练习。

　　终于到了那一天，因为并不是那种需要穿燕尾服的正式场合，我就给孩子他爸挑了一件比较潇洒的西服换上了。这些衣着打扮方面的事，向来都是我的工作。

　　进了NHK的会客室，孩子他爸也依然在专注地进行活动手指的练习。这时，彻子作为主持人过来商量有关事情。

　　“爸爸，我问什么，你好好回答就行。”“嗯，嗯。”孩子他爸还在集中精力弹奏，连头都没抬，只看着乐谱。

　　“介绍的方式嘛，好吧，我自己说就行了。你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谁啊？”孩子他爸没有立刻回答。

　　“莫扎特，你爸他喜欢莫扎特。”我说。“嗯，嗯。”孩子他爸漫不经心地附和着。

　　突然，彻子大声对我说：“我不是问妈妈，又不是妈妈你出场！”

　　我也一下子回过神来，道歉说：“对，对。对不起。”

　　我忘了这是正式录制前非常紧张的时刻了，还跟平时一样，又代替先生说话了。孩子他爸总是什么话都愿意让我替他说，所以，到这种关键时刻也成这样了。

　　看着并肩走向摄影机镜头的父女俩的背影，我当然不可能跟出去，一个人在会客室里，想想刚才的场景，越想越觉得好笑，自己偷偷地笑了很长时间。

　　擅下断定，擅作主张，好像是我的专利。住在镰仓的时候，也发生过这么一件事。

　　在我家附近，住着著名的爵士乐指挥家纸恭介先生，有一天，他像往常一样问一声“小黑先生在家吗”，便顺着院子走了进来。

　　“上次我跟你说过的，你也加入扶轮社吧，现在会员里几乎没什么搞音乐的，我也没有人说话，真是头疼。”

　　孩子他爸照旧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，含糊其辞地答应着：“哦。”

　　“一个月多少钱？”一旁的我忍不住了，接着话茬问道。

　　“一个月大概九万元吧。”

　　我一听九万元，马上来了劲：“孩子他爸，快加入吧，一大笔钱哪，帮大忙啦。”

　　也不知道孩子他爸明不明白帮什么大忙，就说：“嗯，好吧，你要这么想，那就加入吧。”

　　“纸先生，那就拜托了，你去的时候就叫上我家这位吧，他很怕一个人去那种地方。”

　　话说到这儿，只见纸先生低着头，一副难办的样子。不过，他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开口说道：“夫人，这可不好办，不是拿到九万，是自己要出九万。”

　　“啊？”我一时没话说了，“这样的呀，那可不行，我家孩子又多，和您家可不一样啊。”我一边摆手，一边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一点不知道这些社会上的事。而且，别人上我家，都是有一些工作的事拜托孩子他爸，都是些赚钱的活，所以……”

　　于是，这个话题以大家的大笑告终。不过，纸先生可能觉得过意不去，早早地就告辞回家了。

　　大约一周以后，我在路上偶然遇到了纸先生的太太，她以前是宝冢剧团的演员，平时也总是仪态万方，我轻轻拍拍她的后背：“对我这个毫无常识的人，纸先生吓了一大跳吧？”她爽朗地笑了：“他说小黑先生的夫人真是个天真烂漫的人，还一直笑呢。”

[1] [2] 下一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