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昨天的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深圳市北师大南山附中组织400名初二学生到贵州进行“手拉手西部行”扶贫助学活动，由于路途遥远要乘飞机往返，每名学生费用高达2000元。这则报道引来一片质疑之声，比较多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扶贫成本上：400名学生，每人2000元，加起来成本就高达80万元，以如此之高的成本扶贫，有炫耀财富之嫌，因为80万元在贵州贫困地方已经足可以建设一所希望小学，如果把这80万元拿出来助学，岂不是更有意义？

　　这些质疑听起来都有道理。然而，人们却忽略了深层次的东西，如果学校不组织学生坐飞机去，哪个家长会同意自己孩子到贵州去助学？如果这些孩子不亲自去贫困地区感受生活，他们哪里会知道“穷”的概念到底是什么？他们的爱心能否被唤起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即便这些孩子不包机去，节省出来的80万元钱，能够被全部用于扶贫助学吗？

　　实际上，这种高成本的扶贫现象，早已有之。不久前，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决定拿出5000万元，资助1000名家庭贫困、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完成大学学业，吉利集团要派出队伍，到贫困地区寻找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生，仅“寻找”成本估计就在200万元以上。

　　把寻找贫困生的200多元钱节省出来，不是可以资助更多的学生吗，李书福为何要那样做？原来，2001年，李书福要求北京吉利大学创办宏志班，免费供读贫困学子，招收的对象是延安、遵义等革命老区的贫寒学子，学校免除全部学费和住宿费。结果，招来的一些学生学习不刻苦，却配备手机，出手阔绰。更有甚者，有的学生竟然是当地某领导的子女。

　　显然，正是慈善机构运用的不透明、不规范以及过多的腐败行为，失去了李书福的信任，他宁可花费高昂的成本，也一定要自己亲自去找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。事实上，现在不少慈善家都是自己去运作慈善资金，这表明，中国慈善领域的信用已经严重透支。

　　信用缺失不仅是我国扶贫成本高的原因，也是慈善事业发展迟缓的原因。目前，慈善领域运作不够规范和透明。捐赠者的捐赠给了谁，捐赠的物资用在了何处，捐赠者常常一无所知，捐赠者既担心工作人员的贪污、挪用和截留行为，又担心捐赠物质没有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。这大大抑制了公众捐助的积极性。

　　美国每年的捐赠款是我国的400倍，美国人的捐赠为何积极？就是因为其捐赠财、物的整个使用过程都是高度透明的，有完善的法律可以遵循，慈善机构会为捐赠人建立详细的数据库，将其捐赠资金和物资的最终用途完全记录下来，这让捐赠者非常有荣誉感，其捐赠的积极性会越来越高。

　　在法律健全、制度完善、信用度高的环境下，慈善捐赠的效率和透明度会很高，运行成本自然会大大降低，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。面对深圳孩子扶贫助学的80万成本，面对李书福寻找贫困学生的200万元成本，我们要做的不应是对他们的批评，更应该早日着手，完善我们的捐赠制度，重建慈善事业的信用。否则，扶贫中出现的高成本现象，就很难从我们视野中淡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