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年前，从外地来昆明打工的陈沉一家四口人生活甜蜜美满。劳累一天的他回到家后，只要听到3岁的儿子“胖胖”乖巧地叫上一声爸爸时，那一天的疲倦和劳累都被扔到了脑后。用胡须扎着“胖胖”稚嫩的小脸，孩子发出银铃般的笑声还在耳边回荡，可这所有的一切在2002年的10月5日这一天成为陈沉最伤心难忘的日子。

　　“几分钟前儿子还在家门口玩耍，一转眼就不见了，我当时感觉天像塌下来了一样。”陈沉心情沉痛地说，为了寻找丢失的儿子，我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，多次到四川、贵州、福建、广东等地寻找，每次都失望而归。“胖胖”的母亲思念儿子整日以泪洗面，茶饭不思，以致身体极度虚弱，而每次听到有孩子被解救出来时她都会跑去看看有没有“胖胖”。

　　像陈沉这样丢失孩子的父母在昆明官渡区为数不少。200多失去孩子的父母历经坎坷到处寻找孩子或到有关部门上访求救。他们的遭遇引起了有关部门领导和社会的关注。

　　为解救被拐儿童，警方严打拐卖儿童团伙的行动从未停止过。近年来，昆明警方已先后破获5个贩卖儿童犯罪团伙，解救被拐儿童187名。为了进一步打击贩卖儿童犯罪团伙，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区分局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专门的“打拐”中队。从2003年10月8日至今，该中队历经四川、贵州、福建、广东等省(市)，行程数万公里，抓获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47名，成功解救被拐儿童25名。日前，昆明警方又破获一拐卖儿童犯罪团伙，解救被拐儿童21名。云南警方打拐的力度一年比一年大，昆明、曲靖、昭通等地先后破获了不少大案要案。可为什么拐卖儿童的犯罪活动却屡打不绝？究其原因有这么几个问题：

　　封建迷信思想为拐卖儿童提供了市场。改革开放20多年来，沿海发达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但有一些家庭重男轻女等封建迷信的思想仍然十分严重。为达到继承“香火”和养儿防老的目的，这些人置法律于不顾，找到人贩子向他们提出收买儿童的要求，这就为人贩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市场。

　　高额利润诱使人贩子铤而走险。据官渡区公安分局民警介绍，人贩子拐卖一个小孩可获利200到500元，再次转手倒卖可获利2000至3000元。官渡区公安分局解救回来的一个小孩被人贩子“中转”了13次，最后一道转手的人贩子赚了10000多元。拐卖儿童虽然风险大，但“成本低”，获利大，这就使得一些见利忘义的人甘冒触犯法律的风险而为之。

　　收买者成为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盲点。在现实的打拐行动中，对人贩子的处罚都比较严厉，但对收买者则处罚较轻或者处罚较少，只要收买者不防碍司法机关执法，其被处罚的可能或程度都会相应的减少和减轻。从这一事实看，打拐针对的只是人贩子及其团伙，而收买者却成了打拐的盲点。正是这种治“标”不治“本”的做法才造成了“买方市场”需求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　　被拐儿童“合法化”成了儿童被拐的“助推器”。据公安机关调查，一个孩子买来后，这个孩子要在当地生活、上学和就业，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这名被买来的小孩要有户口。而完成这个环节的途径主要有两个。一是通过购买假出生证明的方式给孩子报户口。只要有出生医学证明又能从有关部门弄到一张独子身份证明，孩子就能顺利落户成为合法人口。二是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办理户口。只要从当地医院开一张无生育能力的证明，然后到计生部门开一张符合收养条件的证明，再通过民政部门对外公示，最后以无主弃婴的方式办理领养手续。被拐儿童的户口一旦“合法化”，这给打拐和解救被拐儿童造成了很大的难度。

　　父母监护不力致使人贩子有可乘之机。家住昆明市西山区梁家河富乐巷的陈琴在3天内两次把女儿丢失，多亏当地的民警使其丢失的女儿失而复得。然而，有很多家庭的孩子就不像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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